土豆班专栏
跨学科生态保护学习小组（又称“土豆班”）结束了今年为期两个月的学习（2019跨学科生态保护学习小组招募 | 与“我”对话自然保护）。与去年一样，学员们的优质文章将会在小象君以专栏发布（2018年土豆班系列文章链接见文末）。
自然保护对于跨学科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学科之间有着怎样的壁垒？为了跨越这些阻碍，学者们又该如何合作？基于几内亚比绍Cantanhez国家公园的研究实践，本文分析了灵长类研究中的学科壁垒，并展示了在“多物种视角”下多学科融合互补的图景。
自然保护工作者逐渐意识到，制定合适的保护策略必须需要理解社会文化因素以及野生动物的行为和种群模式。保护生物学也越来越多地涉及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生态学和心理学。然而，学科之间的壁垒可能会阻碍跨学科知识的生产。本文讨论了在灵长类研究中不同学科之间的阻碍，包括学科特定的术语、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旨在“保持学科完整性”的学术界限。在传统研究中，生物科学家对“自然”状态下的野生动物更感兴趣，而社会科学家则对人与动物的理解更加二元化，认为两者占据着不同的独立空间。为了有效结合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本文比较了生物科学术语“人与野生动物的相互作用”(human-wildlifeinteraction)与人类学术语“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展示了两大学科认识论之间的联系。
本文强调了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方法，并讨论通过跨学科的“多物种视角”，将它们结合起来，增强我们对多物种共享景观的理解，并促进“人类—灵长类”界面的研究。在案例部分，本文展示了几内亚比绍Cantanhez国家公园中纳鲁族人与极度濒危西非黑猩猩之间共存的状态。结合实践应用，分析生物科学和社会研究方法如何互补和融合，最终为灵长类动物的保护提供信息。最后，本文讨论了如何结合灵长类民族学与多种族民族志的研究，加强未来的跨学科研究。
对人类—黑猩猩共存的跨学科理解以几内亚比绍Cantanhez国家公园为例
几内亚比绍Cantanhez国家公园的地理位置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
Cantanhez国家公园位于几内亚比绍的南部，占地面积达1067平方公里，公园内部农田、草原、树林混合交错。共有六个民族居住在公园内，人口总数约为22500人。其中，纳鲁族是一个伊斯兰化的民族，主要以农业和野生资源采集为生。公园内的森林栖息着西非黑猩猩，其保护区与纳鲁族人的家园有所重叠。因此，人类和黑猩猩经常在公路、小径、农田和森林中相遇，并且共同使用某些野生和人工种植的资源。在2008年国家公园建立后，纳鲁族人保留了部分森林的所有权，并继续在其管理中发挥作用。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黑猩猩和纳鲁族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上。
本文基于多物种的角度，结合了灵长类民族学与多物种民族志，采用了人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人类与灵长类动物的动态关系。研究团队成员有灵长类动物学家和有着社区经验的社会科学家。❶ 首先，研究人员对纳鲁族与森林和灵长类动物相关的信仰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志研究，以检验纳鲁族人与黑猩猩之间的联系。定性数据为定量研究结果增加了背景，并明晰了当地社区对黑猩猩的态度。❷ 下一步，研究人员利用比较方法对人类和黑猩猩对野生和栽培资源的利用进行了补充研究，并收集了进食、粪便等定量数据，以确定黑猩猩消耗的植物种类和数量。 ❸ 再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这些数据与人类植物资源消耗的定量数据进行了比较。❹ 最后，研究团队绘制了空间地图，以确定人类和黑猩猩使用植物资源的重叠区域，展示了国家公园内多种类共存的景观。
Caiquene-Cadique的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穿过一条将黑猩猩活动范围一分为二的道路 © K. Hockings
研究发现，纳鲁族人和黑猩猩经常在国家公园内相遇，并在使用野生资源方面有着广泛的重叠。这种重叠导致了人类与黑猩猩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容忍。黑猩猩根据人类觅食和培养模式的变化调整了觅食行为；而在万物有灵论的信仰和政府及外部机构的影响下，纳鲁族人不再使用步枪驱赶黑猩猩，转用替代策略和预防措施以减少作物损失。在腰果等经济作物方面，黑猩猩仅以腰果的假果为食，当地人甚至认为黑猩猩在帮助他们收获腰果。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人与黑猩猩的关系更为复杂。因为当地人将黑猩猩与巫术联系起来，黑猩猩被认为是“形状转移”的人类，所以，当地人有时会将黑猩猩视为会对其他人造成危害的人类。而保护组织权力的滥用也使得当地社区感到不安。总体而言，本文发现文化和宗教信仰以及经济和生态因素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园中的黑猩猩保护。当地社区容忍了黑猩猩的存在和对植物的消耗，并且普遍接受了对黑猩猩的保护。
理解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相互作用和生态关系最初是生态学家和动物学家的研究领域。然而，自然保护主义者越来越认识到，保护政策和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类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决。如果对社会因素的关注不够，将无法实现目标物种和生态系统的良好保护。在这一方面，社会科学可以帮助保护工作者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并分析当地文化现象背后的含义。但是社会科学家、生物学家与保护从业者之间的壁垒阻碍了有效合作和相互理解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他们尝试将非人类物种纳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克服“自然—文化”的二元性。民族生物学致力于整理不同文化中对待和使用生物的地方性知识，并试图超越地方性的限制，在区域、全球和物种层面上建立有效的概括；动物人类学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动态关系，重点关注动物的感知和福利；民族行为学探讨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其与动物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分析了当地社会对自然的理解，而这些理解为保护实践提供合适知识，以适应当地状况。
在西方国家，传统的灵长类研究力求对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之间生物和心理的相似性进行客观观察。不同于此，灵长类民族学旨在探究灵长类动物与人类文化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从而获得对灵长类动物的人类学理解。灵长类民族学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多学科理论的视角，着重关注人类与灵长类动物在生态和社会空间中的交互。灵长类民族学认为人类是生物群落的积极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与其他生物共享着空间，这展示了生物科学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在认识论方面的联系。通过加强对“人类—灵长类”关系的理解，灵长类民族学的研究描绘了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包括人与动物更积极的联系，这有别于传统研究对冲突和竞争的强调。该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整合当地知识，以帮助保护工作的开展，但是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尚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社会科学融入保护科学的阻碍主要有三点：对特定术语的陌生，有限的跨学科合作以及学科为了自身“完整性”而设置的学术界限。在传统的学科培训下，科研人员通常有着不同的“知识理论”，包括他们的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一方面，这使得不同科研人员获取数据的方式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这可能导致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无法理解特定学科的术语和理论。社会科学的语言往往被生物学家认为太过模糊或者“深奥”，而生物科学的研究方法则被社会学家认为太过务实和“僵化”。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研究的类别之分，因为这些研究应当面对全体生物，不只是学科限制下的研究对象。在Cantanhez国家公园工作的灵长类学家Cláudia Sousa。她研究了圈养和野生种群中的黑猩猩行为和认知，她的研究为灵长类保护，人类灵长类动物相互作用和人类进化等多个领域做出了贡献。她最初是一名生物学家，但她的工作范围超出了她自己的专业领域。Cláudia能够以社会科学家的敏感性和能力进行实地考察，并始终坚持认为，如果不考虑当地人口的观念，知识和兴趣，保护就不会成功。© journals.openedition.org/etnografica/4698
在生物科学中，“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指不同物种在时间和空间上相遇，并对彼此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结果对于一方或者双方而言，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与此类似，社会科学使用“多物种民族学”的术语来表述一定范围的栖息地中多物种共存的景观，并在互相影响的网络中，分析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探讨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这种研究将非人类物种也视为类似于人类的行动者（agent），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分析，也因此被称为“超越人类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或者“超越人类的人类学”。透过多物种视角，人类和非人类物种被视为共同塑造生态系统的生物。基于当地社区“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这种研究不仅支持了野生动物内在价值的保护，不论其对人类的功能或价值如何；而且促进了当地社区的文化多样性。这使得保护方式转向了对当地社区的理解和尊重，将改善保护措施的长期效果。© K. Hockings
社会科学与保护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对于人类与灵长类动物的长期共存至关重要。研究者需要采用多物种视角，将研究焦点从冲突转向共存叙事，这样才可能探索出更积极的长期结果。本文的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灵长类民族学”研究的例子，展示了如何促进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参与，从多种角度加深我们对环境的理解。跨学科合作对学术界和从业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科学在保护方面的真正主流化需要富有远见的领导和组织行为的改变，需要重新组织学术团体、科研资金和机构，以增加不同科学之间的合作途径。社会科学家与生物科学家应当以更加开放和建设性的方式，分享知识、见解和建议，构建起跨越学科壁垒的桥梁，以应对复杂世界的挑战。本文由以下论文概译：
Hannah E. Parathian; Matthew R. McLennan; Catherine M. Hill; AméliaFrazão-Moreira; Kimberley J. Hockings (2018). Breaking Through Disciplinary Barriers: Human-Wildlife Interactionsand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imatology 39:749-775.
通讯作者：Hannah Parathian，葡萄牙里斯本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文化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动物学，生态学；Kimberley J Hockings，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和葡萄牙里斯本人类学研究中心青年学者，研究领域：生态人类学，行为科学，进化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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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赵佳程
2019年跨学科生态保护学习小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森林与自然保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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